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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管理的法制-行政二元模式

2014-10-27 23:32 来源:新浪T|T

       我们都知道,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今天依然如此,这个变局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因此,考察中国的政法事务,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的背景关照,我们面临的一系列政法问题是一个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复杂过程中催生的问题。具体到中国当前的宗教法治化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视角。说起来今年(2008)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三十年前的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对于中国是全方位的,不仅是经济社会,而且还涉及政法领域,宗教管理方面也开始了改革。回顾三十年中国宗教事务走过的历程,我们应该看到,还是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开始从党的一元化领导步入到法制化的轨道。当然,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宗教自由相比,中国的宗教法治化进程以及现状还是不能让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当前还只是采取了法制—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离真正的宗教法治化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与过去相比,与视宗教信仰为洪水猛兽的旧时代相比,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进步,看到中国政法事务的法治化前景,对此,我们要抱有谨慎的历史的乐观。

       本文不是回顾历史,而是考察宗教事务的现状,并从法治主义的视角作某种分析与讨论。下面我重点谈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第一,当今中国宗教管理的现行法制—行政二元模式;第二,中国宗教法制化的若干问题。

       一、中国宗教管理的法制—行政的二元模式

       考察当今中国宗教管理的制度机制或管理模式,应该从过去五十年旧体制的管理机制开始说起。共产党作为一个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基础的无神论的执政党,在建国以来对于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逐渐改造旧的宗教,用行政机构控制宗教,限制宗教的活动范围,禁止宗教进入文化、教育、慈善等社会公共领域,切断国内外宗教的联系,等。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宗教管理制度完全是以中央的宗教政策为指针,采取的是一种党政一元化的高度控制模式。关于这种模式,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第一,党的绝对领导,政治挂帅,任何宗教问题都属于政治问题。第二,在组织上建立一套专门的队伍对宗教事务加以封闭性的管理控制,日常社会的法制系统是与宗教事务相隔离的。第三,党政一元化管理控制宗教的目标是为了压缩乃至消灭任何宗教,也就是说,这个模式的机制功能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消除它的对象为预设前提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上述的状况,党的宗教管理政策从理念、制度和手段等方面逐步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虽然与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法制等领域的变革相比,宗教改革的进程还相对滞后,但三十年来的变化还是惊人的,甚至是剧烈的,因为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涉及人权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中国政法事务中的一系列最敏感的区域,因此,中国的宗教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宗教事务领域,而关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就制定了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该文件就宗教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文件指出,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

       基于上述政策,我国政府对于宗教的管理逐渐调整了过去那种党政一元化的控制模式,开始建立起一套法制—行政的二元模式。所谓二元模式,是指在党政一元的控制模式中出现了法制的因素,依据相关的法律规章管理宗教的模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从过去单纯的红头文件的行政管理,转向按照一定的法律规章制度来加以管理,不过,由于多种原因,此种管理还没有彻底法治化,即达到完全的宗教法治化,开放宗教自由,而是行政与法律两种管理宗教形式方式的并存,甚至假法律管理之名而行行政控制之实。正是基于上述二元模式,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宗教管理目前还只是法制化,而非法治化。

作者:高全喜   责任编辑: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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