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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的人学观评说

2014-12-16 22:50 来源:道行天下T|T

  人学作为人对其自身本质、太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这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研究课题。仅就我国先秦哲学来说,不仅儒、道诸家对人的问题予以真切的关怀,并且连成书于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也在综合儒、道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对古代人学理论另有推阐。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儒、道诸家的人学思想皆有探讨,而对《吕氏春秋》的人学思想却基本上无人问津。其实,《吕氏春秋》的人学思想是相当丰富和深刻的;并较之儒、道诸家,颇具有特色。它不但在汲取战国百家之长的基础上,将情感欲恶界定为人性,并且还以这种自然气性论为导向,从医学卫生的养生和个体修养两个方面,主张把保待生命之真和追求生命之善结合起来,从而对人的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推动了先秦人学理论的进展。为了补缺这一研究上的不足,笔者对《吕氏春秋》的人学观作一评说,以就教于学界同人。

  一、“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的人性论

  人性是什么?这是先秦诸子百家所一直争论的热门话题。到战国时期,即形成为孟子的性善说、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荀子的性恶论,以及老庄道家认为人性本于自然等,几派影响较大的人性论观点。这几派人性论观点作为对以人为本位的哲学思考,其见解之优劣长短,是勿庸讳忌的。如孟子的性善说把人指向道德之善,是其所长;而它把自然欲求拒斥于人性之外,却使人变成抽象的社会符号。告子主张“生之谓性”,把追求生命或维持生命的存在视作为人性,这有其合理之处;而他把生理需要看作是人的唯一存在方式,这便使人性降格为动物的属性,从而同孟子一样,也陷入了极端武断的境地。荀子虽然曾承认人性中包括人的自然欲求,然他却冠之以恶,并竭力强调用礼义法度等外在规范对人的自然情欲加以矫正,这同样是使人由具体而变成为一种抽象性的存在,与孟子殊途而同归。至于老庄道家主张人性本于自然,要求给人以生存的权力,是其所长;但它们提出回到自然中去实现人性的复归,这又把人宰割成脱离社会关系纠缠的“单面人”,因而这种人性论也同样陷入了偏执一端的绝对地步。上述见仁见智、瑕瑜互见的人性论观点,既各自从其特定层面深化了那个时代对人的问题的认识,又显示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力度的不足,并为其后继者进一步认识人的问题留下了选择、借鉴和加工改造的回旋余地。

  《吕氏春秋》作为成于秦封建大统一前夜的一部杂家著作,它既没有完全依了道家,又没有完全依了儒家,而是综合了告、荀、老庄及孟子等人性论的长处,首先将人的各种器官的生理本能及情感欲恶,视作为普遍的人性;并认为无论圣凡智愚,在生理的原生性上都是一样的。《情欲》篇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某桀纣同。”《适盲》篇也说:“人之情,欲寿而恶天,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情欲》篇所说的“天”,不是指天神地煞,而是指与地相对应的自然存在物,它们皆是从混沌未分的“太一”中逐步产生出来的。这也就是吕书《大乐》篇所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这里的“两仪”,即是天地。而天地又产生出阴与阳这两种最基本的对立力量,然后阴与阳相互作用生成万物。所以《知分》篇说:“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既然如此,那么从天地与人先后生成的次序来说,就是“天生人”;而从天、地、人生成的根源来说,它们三者则皆以自然为本,是自然生成的。这样一来,人就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故而,它所生而具有的情感欲恶,乃为普遍的人性。因此,《情欲》、《适音》篇的上述言论,不仅是对人性即是情感欲恶的指认,同时也从自然论的本体论上对这种人性论作出了理论支持。正是基于对这种情感欲恶的人性的执著,《吕氏春秋》充分肯定了人有贪欲和人好逸恶劳的合理性,认为人性同万物之性一样,是不可人为改变的。《大乐》篇说:“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在吕书作者看来,人性不仅是合理的、不可改变的,而且它也是发挥人的作用的原动力。《为欲》篇说:“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因此,统治者的治国施政和对民众的操纵控制,必须顺从人性和民欲,通过对个体的需要及其满足来实现。由此出发,《吕氏春秋》果断地否定当时的“无欲”说,指出:“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为欲》)它认为导致国家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主及其各级官吏无视人性及人的各种欲求。即《适感》篇所说:“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返)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统治者与其一味用严苛的法律教令对人民进行外在的强制,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借民之欲而用之上面,通过对人的欲求的操纵而把有效的控制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这样,《吕氏春秋》便在人性被扭曲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人的情感欲恶的合理性争得了一席地位,因而为从另一角度认识人的问题开辟了道路。

作者:丁原明   责任编辑:玄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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