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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学的形成

2014-12-20 23:54 来源:道行天下T|T

  《周易参同契》是联系内外丹的最主要的桥梁和纽带,是考察内外丹关系和内丹学形成问题的枢纽,因为《参同契》奠定了内外丹共同的理论基础。对于《参同契》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内丹学源流的认识,是否准确地把握了《参同契》的意义也就是能否对内丹学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的关键。研究内丹学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参同契》,但看法却各种各样,大为不同,所以对内丹学的源起也就有各种不同的认识。首先是对《参同契》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有不同看法,其次是对《参同契》的主要内容的归属有争议,有主内丹者,有主外丹者,有主内外丹者。各种说法都有所据,但又无法相统一。合理的看法应能在更高层次上超越各种观点之间的对立,而又能解释所以有如此不同意见的原因。《参同契》后来为内外丹所共推尊为“万古丹经王”乃为历史事实,此无可争议,然今本《参同契》究竟成书于何时及如何成书实为讨论的根本前提,而《参同契》的内容性质亦是研究内丹学起源问题的关键,内丹学以《参同契》为经典媒介形成系统的内丹学理论,则为内丹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亦是内外丹转换的关键所在,以上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参同契》的作者与成书

  以东汉魏伯阳为《参同契》的作者,为一般学界公认的看法,亦为自五代彭晓注《参同契》以来道教传统的说法,因《参同契》中有四言句庾词隐魏伯阳之名,故魏著《参同契》的说法逐渐被古今学者所公认。唯马叙伦《读书小记》考《参同契》为伪托之书,陈国符于《道藏源流续考·中国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中更总结马氏之说,然未加评论。马氏观点未被学界重视,且为不少学者所反驳,其中孟乃昌先生之考辩尤为深人全面[1]。本文依据学界有关的讨论而断以己意,认为《参同契》虽非一人一时之作,徐从事、淳于叔通和魏伯阳皆为可能的作者共同完成今本《参同契》,但《参同契》整体成书于汉代则无疑。

  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序曰:“按《神仙传》,真人魏伯阳者,会稽上虞人也。世袭簪裾,唯公不仕,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赡文词,通诸纬候。恬淡守素,唯道是从,每视轩裳如糠秕焉。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又云未尽纤微,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玄奥。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2]《神仙传》谓“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3]然今本《神仙传》未必可信[4],彭晓所述虽有所据,然不可为定论。

  然《参同契》成于汉代,与魏伯阳、徐从事和淳于叔通三人有关,则为彭晓以前诸家之说的共同点,不过三人的地位有所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参同契》诸家注多佚亡,“独晓此本尚传”,又“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5],此则加强了彭注的权威性,后人论《参同契》多引以为据。其实《道藏》中托名阴长生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注本,经陈国符以用韵和地名考证,并经孟乃昌之通考,已可确证为唐代注本,早于彭晓注本[6]。阴长生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注本也都以《参同契》与魏伯阳、徐真人和淳于叔通三人有关,但两本皆以徐为第一有关作者,得古经或据古经而撰,徐传淳,后为魏所得并改书名为《参同契》。[7]唐刘知古《日月玄枢论》亦云:“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8]可见定魏为《参同契》之作者,始于彭晓,而非古说。考今本《参同契》,四言句、五言句、三言句、杂言句文体不同,内容亦有歧异,故非一人一时之作;然诸篇之间亦相关相联,词句笔法亦甚相近,诸作者应为相近时代之人,且魏伯阳应肯定为主要作者之一。从考察内丹学的源流角度看,作者权的归属尚非主要问题,而其成书时代为重大问题,如能断定《参同契》成书于汉代,则论述《参同契》对内丹学的影响可得一确切基地。

作者:戈国龙   责任编辑:玄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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