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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乐”与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

2016-10-25 08:20 来源:《 光明日报 》(2011年02月10日T|T

  

  在中国古代,游山玩水是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之乐”被认为是读书人应有的爱好,彰显出“君子”特有的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旅行或娱乐。这一旅游文化现象的形成及其价值的提升,是儒家与道家思想互补交融的结果。

  

  道家崇尚“见素抱朴”(《道德经》)、“法天贵真”(《庄子·渔父》),“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山水景物代表自然与天工,与人为斧凿的庙堂都市恰成鲜明对比,“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东汉末年,道家思想的影响渐增,有人即指出旅游之乐合乎老庄悟道之旨,仲长统《乐志论》曰:“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迄魏晋南朝,玄学盛行,老庄之道上升为士大夫阶层的流行信仰,山水游览随之风靡。其时士人习惯将观赏自然风光与回归人的自然本性联系起来,如陶渊明的名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等。由于视山水为自然之道的体现,也就视玄理与山水如同一物,戴安道《闲游赞》内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昔神人在上,辅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笼樊服养;栎散之质,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树之于广汉,栖之于江湖,载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风,使夫淳朴之心,静一之性,咸得就山泽,乐闲旷,自此而箕岭之下,始有闲游之人焉。……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淡泊之愿于是毕矣。”在当时的文人创作中,山水与玄理的结合很常见,两者相互渗透,使山水景物升华为士大夫可以恣意遨游的一方自在、自得的天地,旅游活动从而获得了返璞归真、追求逍遥自得的象征意义。

  

  山林既然在樊笼之外,于是变成隐逸的代名词。这样,便掺杂了入世和出世(处与出)的矛盾。在儒家传统中,原本存在仕与隐的对立,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子对隐士们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由此可见,隐逸包含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现实的意味。但玄学家们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即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提出朝隐说:“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晋书·邓粲传》)有人甚至断言:“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王康琚《反招隐诗》)著意于林泉之下、脱略形骸的隐者不过是格局狭窄的“小隐”,而恣意所适、安闲朝市的才算“大隐”。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上,儒家与道家从矛盾一变而为互补交融,郭象诠释《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强调:“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尽管在乱世与衰世,隐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争的意蕴,但鱼与熊掌兼得的逻辑从此占据士文化的主流,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同时纵情山水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入世而又出世。山水之乐不再是消极避世的选择,而是与功名富贵并行不悖的另一种精神追求。游风兴盛之下,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柏拉图式精神旅游——“卧游”。始于晋宋间的名人宗炳,其人“好山水,爱远游”,晚年时将一生游历过的山水风光“图之于室”,“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一纸上行游的精神娱乐变成著名典故,为后世众多士大夫所效仿。

  唐宋时期,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回归自然的旅游之乐是吏隐者的精神寄托,在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隐者,捨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云:“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白居易还提出中隐说,阐发官居闲职的生活风味,“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他历数中隐的种种乐趣,首先就是旅游之乐,“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经过儒道思想的互补交融,追求山水之乐的旅游活动跻身主流文化,成为读书人风雅清高的一个标志,以及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山水画论代表作《林泉高致》(北宋郭熙著)生动阐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因此,士大夫阶层中流行一种姿态,即不时表露对功名的蔑视和对仕宦的厌倦,希望挣脱名缰利锁,脱去尘俗之气,归隐田野,留连于佳山秀水之间,过自由闲适的生活。即使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会在登临之际表白:“游者如可得,甘弃万户封。”(《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古代“士”的旅游,与现代的大众旅游迥异。其在本质上是小众化、精英化的,刻意与“众人”保持距离,目的是暂离名利场上的激流险滩,躲避城市的喧嚣嘈杂,从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遥的精神愉悦。

  

  山水不仅是旅游观赏的对象,更是“士”的精神家园。它的意蕴虽以道家的自然为主,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观。儒家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诗经》善用比兴,籍物抒情。孔子周游列国,历览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作者乐水,仁者乐山,作者动,仁者静,作者乐,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用自然景观的特性比喻人格意义和社会属性,借以言志。随着士大夫游览山水之风的兴盛,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如松柏、莲花、“四君子”等,相继成为士大夫品格的象征。清康熙帝曾谈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义:“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兴,不可不知。”(《钦定热河志》卷25《行宫一》)因此,游览山水又称“仁智之乐”,被认为是继承了圣贤之心。历代大儒往往酷爱旅游,朱熹“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观山水》)。明代王守仁常说自己“生平山水是课程”,偶尔还发点道家的感慨:“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五首》之四)

  放意林泉、流连山水的旅游文化,对中国古代的雅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派生出中国独有的文化财富——山水诗、山水画、盆景以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私家园林,而且塑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审美观,即反对人工斧凿的痕迹,追求朴拙自然之美,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

  

  更为重要的是,“寄傲山水”的旅游文化完善了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他主要从阶级立场和社会功能立论,但“士”的超越性还体现在超脱世俗的追求上。诚然,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乐、出尘之想妆点风雅的门面,但又不宜简单视之为虚伪做作,因为庙堂和山林的互补交融是士的理想人格,激励士在心理上与世俗成就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当仕途疲倦或官场失意时,山水旅游之乐永远是士大夫的精神寄托。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

作者:熊元斌 柴海燕   责任编辑: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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