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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化生态的不同面

2016-04-08 13:54 来源:光明日报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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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渠县赵家村汉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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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长信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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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东汉著名史家班固曾总结西汉的文化生态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政府起到了推动功用。本文作者对于汉代文化生态正反两面的考述,或许能让我们“以史为鉴”。

  “五经”:汉代的大众读物

  “五经”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与“四书”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一个原理,因为科举和仕途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层人家的孩子,通过苦读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是察举制,也就是推荐制。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推荐对象是“有好文学”,指读书出众的。汉代,文学一词比今天含意厚实,有写作的一面,但更多指读书,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政审标准是“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发现这样的人才后,“令相长丞”(县令、侯相、县长、县丞)要上报给“二千石”。“二千石”是以级别工资代指郡守及诸王相。“二千石”考察通过后,要带着考生及具体的推荐者赴京城长安,到太常处报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国家礼仪、宗律、天地祭祀,还分管文化教育。入门太常后,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结业时严格考试,读通一经以上(一艺指一经,汉代六艺指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也相当于资格学位,“文学”是学官,“掌故”是史官。学业突出的直选为郎中,汉代的官职中,带“中”字的都是“中央机关干部”。“太常籍奏”,指进入国管后备干部序列。“既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中特别突出的,直接奏报皇上,告示天下。这是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同时还有退出机制,“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劝退,再递补另选。汉代读书讲究读通读透。“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代的公务员有读书风气,因为书读好了可以仕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相,也是《春秋》研究专家,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者。

  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还设置有更高层面的学术机构,设置博士官,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院。博士官招研究生,“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博士弟子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要精通“五经”的。“复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终生免税赋。武帝之后,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之”,汉宣帝“增倍之”,是二百人。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经者皆复”,通一经,就可以终生免税赋。到了汉成帝时期,“增弟子员三千人”。读通一门经,就可以光耀门第,还可以终身免税赋,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

  我们今天读到的“五经”,是经由汉代“抢救文化遗产”重新整理的,整理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几乎毁绝了民间存书,仅有《易》因“民卜之用”侥幸逃过劫难。更致命的是,项羽攻入咸阳城燃烧了三个月的那场火,使皇宫的“国家藏本”荡然无存。所谓的整理工作,是依靠老读书人的“文化记忆”,说白了就是背书而得。后来在孔子老宅夹墙里发现了部分善本,但也由此有了经学的“新旧”之争。

  汉代的经学研究,守着“夫子不以空言说经”的方法,下踏实的笨功夫,“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汉代经学研究最大的亮点是允许各抒己见,也允许各持己见,形成了多家学派,“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汉代的经学研究,是中国文化的旷世功德,是在废墟之上重整旗鼓,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和再出发。

  班固对西汉文化生态是这么总结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汉平帝年号——引者注),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在于“禄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禄和利起的推动功用。如今倡导“全民阅读”,是天大的好事,但全民阅读仅仅倡导是不够的,形成踏实的读书风气,还需要政府跟进实际的作为。

  董仲舒的一次历险

  公元前135年,发生了两场火灾,火情不太大,但起火的地方要紧,“(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汉高祖刘邦山崩后,朝廷颁令,各郡国均建庙以纪念,这些庙统称高庙。高园指刘邦的陵园长陵,便殿不是主殿,相当于贵宾休息室。两次火灾后,武帝刘彻素服五日。中国的皇帝以年号纪元自汉武帝开始,在位54年,用了11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建元六年是执政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刘彻22岁。

  刘彻16岁即位,执政的前两个纪元内天灾连连,28岁之前的汉武帝,坐皇位比坐针毡还难受——

  “(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黄河泛滥,人吃人。

  “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汉代版的沙尘暴。大旱。

  “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彗星出现东方天空,拖着长尾巴,直至天边。

  “元光二年,春,单于入塞。”匈奴犯边境。

  “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黄河改道。

  “夏五月,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黄河泛滥。

  “四年夏四月,陨霜杀草。”孟夏飞雪,庄稼遭殃。

  “五月,地震。”天灾,地震。

  “五年,秋七月,大风拔木。”天灾,飓风。

  “八月,螟。”大面积虫灾。

  “六年夏,大旱,蝗。”蝗灾。

  “秋,匈奴盗边。冬,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匈奴犯边境。上谷,今北京地区。

  公元前134年,武帝在全国诏征高端文化人才,当年的话叫“贤良文学”,和今天的“德艺双馨”差不多,但“贤良文学”不是荣誉称号,有实际待遇,还是皇帝的文化顾问,要以书面形式回答皇帝的不时垂问。“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于是,就有了汉武帝与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答对。

  汉武帝提问的均不是一时之策,而着眼于求解国家兴亡,长治久安之道。比如,“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董仲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的成名作,先后以三篇“对策”主要阐述了四个观点:一、“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中国人纪元,每年的一月叫“正月”,也是得于“王道之端”的起因。二、尊尚儒学,以接通因秦朝而断裂的中国文脉。三、“兴太学,置明师”,给国家养人才;改革干部选拔制度,以能任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四、提出“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不仅被汉武帝赞誉,也入史家法眼,全文收录《汉书·董仲舒传》。后来董仲舒把其中的“天人感应”论点单列成文,写成《灾异记》,而支撑论点的论据,就是公元前135年发生的那两场火灾。但这个文章犯了皇颜,汉武帝大怒,先降死罪,后又下诏特赦,再之后,董仲舒回到河北衡水老家,“以修学著书为事”。汉武帝刘彻是大帝,对饱学的人内心尊敬,有了问题,仍派专人不远千里去征求意见,“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3年)七月,长安城里下了场冰雹,汉武帝派一个叫鲍敞的人去请教董仲舒,此事记载于《西京杂记》里:“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於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於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以后,阳气始生於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以后,阴气始生於天下,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慝,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不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於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至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寒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气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电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鲍敞问:“冰雹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气生成的?”董仲舒答:“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形成的。天地间的气,阴阳各占一半,二者和合,轮回运行。农历四月是正阳之月,阳气主导。十月是正阴之月,阴气主导。二月和八月阴阳二气势均力敌,相互激荡,‘运动抑扬,更相动薄’。风雨云雾雷电雪雹就这样产生了。气向上升腾为雨,向下笼罩为雾。风是呼出的气,云是气雾。雷是阴阳气相搏发生的声音,电是相互撞击闪烁的火光。阴阳二气开始蒸腾的时候,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二气凝结,攒聚相合,达到一定重量,就形成雨降落下来。寒冷的月份,雨滴初凝的时候,还轻还小,被风吹袭,飘散为雪。冰雹是雪珠一类的东西,阴气突兀上升,才会形成雹灾。(如果)太平盛世,刮风不会使树枝噼啪乱响,使种子开壳植物萌芽而已。下雨不会击破土壤,滋润植物的叶和茎而已。雷声不惊怵恐怖,发号令使人启发而已。闪电不刺眼,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妨碍远望,使大地沉浸在水汽里而已。雪不压迫树枝,消灭毒物害虫而已。云呈五彩祥瑞。露珠味甘,滋润肥沃土地。这是因为圣人治理国家,阴阳和谐相合。(如果)政治腐败,阴阳失和,风破房屋,暴雨冲破河湖泛滥成灾,大雪塞堵牛眼,闪电冰雹砸死驴马。此为阴阳二气相互激荡带来的不祥妖气。”

  汉武帝执政的前12年历经坎坷,是历险,因为历险,才有了大汉的盛世。董仲舒直言获罪,也是历险,书生意气散尽后,成就一代大儒。这一对君臣,在历险中各自的人性都得到了弘扬和进步。

  《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是具体的。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大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公羊传解诂》里的这句话,交代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端门即国之正门,孔子秉周天子之命,以120诸侯国史料为基础撰成。今天的史家讲战国时期约为120个国家,也来自这句话。称“约为120个诸侯国”,是不敢肯定子夏等人有没有疏漏。

  《春秋》一万八千言,以鲁国12位君主为编年序,覆盖120个诸侯国。董仲舒概括《春秋》的价值有两句话:“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理往事,正是非”。

  《春秋》笔法有两个要点:

  记衰世之事。孔子记衰世,《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6位君王被杀,其中君不君,臣不臣的症结在哪里?52个国家亡其国,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是怎么走向下坡路,甚至灭亡的?中国以前的历史有两个功能,一是“以史制君”“君史两立”,而且有硬性规定,当朝君王不能审看史官记录的历史。史是用来制约君王的,天子为一国之君,是老大,当朝没有人管得了。以史记之,把他说的话和做的事记录下来,留待后人点评。再就是启迪后来者,以古为鉴。在古人的认识里,史就是历史,是国家的经历。称史官为太史。到了唐朝,李世民改“史官”制度为“史馆”制度,“以史制君”调整为“以史鉴今”,历史不再由一位史官撰写,而是集体创作。领班大臣“总知其务”,重要的还有一点,“书成进御”,皇帝要知道历史是怎么落笔的。李世民是“皇帝不能做当朝历史读者”这一史书传统的终结者。

  《春秋》记录“所见,所闻,所传闻”。“所见”,指孔子亲身经历的年代,“所闻”,听亲历者讲述的年代,“所传闻”,凭资料解读的年代,相当于今天说的当代、近代、古代。“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微其辞”,是委婉地提出批评。“痛其祸”是直言不讳,并且加入感情判断。“杀其恩”,因为年代久远了,用事实说话,不因感情用事。

  中国旧的史书,给人开窍,也给人大的方向感。中国的历史研究,在汉代实现了第一个高峰,仅《春秋》这部书,“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部书的卓越见识以及研究方法,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而言,仍属凤毛麟角。

  脏唐臭汉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贾蓉自晒家风里的淫失之行,“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有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婶子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账。哪一件瞒了我!”《红楼梦》讲“脏唐臭汉”,指的是朝廷及权贵人物的“淫失之行”。

  我列举大汉雄风腋下的几桩“汉臭”:

  “(汉惠帝)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张氏。”(《汉书·惠帝纪》)“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汉书·高后纪》)两句史话指的是同一件事,汉惠帝刘盈娶的是外甥女。刘盈的胞姐鲁元公主,下嫁赵王张敖,生女张嫣,吕后做主,把外孙女嫁给儿子。

  “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刘彻的首位皇后陈阿娇,是长公主刘嫖的女儿,刘嫖是汉文帝女儿,汉景帝胞姐,武帝刘彻的亲姑姑,封馆陶公主,下嫁堂邑侯陈午,生女乳名阿娇(“金屋藏娇”一词即源于此)。刘盈娶外甥女,刘彻娶表妹,均无后。

  “(武)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出则执辔,入则侍内。”(《汉书·东方朔传》)馆陶公主刘嫖豢养董偃,从13岁起,至18岁“圆房”收为内侍,武帝刘彻去看望姑姑兼岳母,称呼董偃叫“主人翁”,今天主人翁一词是人民群众,在汉朝专指长公主的“小鲜肉”。“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于霸陵。”(同上)董偃因舆论压力,30岁郁郁早逝。刘嫖弃丈夫,与董偃合葬,且葬于父皇汉文帝霸陵,属于入祖坟。刘嫖也算敢为天下先的女子。

  “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上拜偃为齐相……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元朔是汉武帝年号之一,由公元前128年到公元前123年。偃是主父偃,武帝刘彻的大臣,他向武帝告发齐王与胞姐有淫乱行为,并由此出任齐相,到齐赴任后,让人捎话给齐王,说皇上已知奸情。齐王在极度恐惧中自杀。因为此前不久,燕王才因为乱伦被处死。主父偃有政治才华,但人品差,爱告黑状,下场很惨,“乃遂族偃”,被诛杀全族。

  “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后汉书·孝灵帝纪》)东汉汉灵帝刘宏是亡国皇帝,也是无耻荒淫衰君,在位21年。12岁即位那一年,即在宦官操盘下发动文化大清洗(党锢之祸),杀捕文化贤臣数千人。刘宏偏好一出“市场经济”的后宫游戏,在后宫建商业一条街,宫女依柜台俏卖,他装扮成商人沿街选购,随兴淫乐。还有更恶劣的,给狗穿上官服,佩上印绶,出入宫殿,“狗官”一词由此而起。他业余时间在后宫搞自驾游,驾四驴车。范晔给刘宏的史评是,“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征亡备兆,《小雅》尽缺”。

  清代学者顾炎武有一名言,“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国家重要的公务员无耻,是国耻。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文化散文集《先前的风气》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作者:穆涛   责任编辑: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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